第576节（1 / 3）

姜星火微微蹙眉，事情是很麻烦。

为了推动《大明律》法律体系的修改，刑部上次在李至刚三堂会审过后遭到了重创，立法权被摘出来了，左侍郎马京也被搞掉了，按照庙堂斗争的潜规则来说，不该继续对刑部动手了，否则就是不死不休的结局。

但眼下的局面却又有些微妙了起来。

姜星火叹了口气，反而问道：“那你就这么来总裁变法事务衙门，不怕别人知道吗？”

“我自有说辞国师你先帮我研究研究这件事怎么处理。”

说罢，朱高燧把事情的经过给姜星火和盘托出。

“你说，是因为纸？”姜星火听罢有些不可置信。

疯子

“那为什么是只有刑科给事中曹润才知道的秘密呢？”

姜星火还是有些费解。

朱高燧又解释了一番，姜星火方才明白过来。

因为朝廷采购纸张，在大明有一个专属名字，叫做“纸札”。

而“纸札”这个给六部各寺采买纸张的采购业务，是属于刑部的。

在老朱给各部划分职权的时候，一开始给刑部规定的职权是“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，关禁之政比部掌赃罚，凡犯钱粮户婚田土茶盐之法者”。

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刑部权势越来越重，就成了“掌赃赎勾覆及钱粮、户役、婚姻、田土、茶盐、纸札、俸给、囚粮，断狱诸奸之属”。

虽然听起来确实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，但事实就是，大明各部寺的衙门，很缺公文用纸！

不仅各部寺衙门缺纸，一开始国子监也缺，甚至需要把课本重复利用，双面印刷。

而除此之外，急递铺的铺卒赚外快的手段，就是偷偷裁公文纸卖钱

这便是因为，元末战乱对社会生产力破坏严重，而跟宋元相比，大明的造纸业是严重萎缩的，尤其是在质地要求比较高的公文用纸上，产量更是捉急。

除此之外，自然是因为采购制度导致没人愿意给官府供应纸张了。

“公文用纸的采购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”

朱高燧解释道：“凡本衙门合用奏启本、案验、行移、簿籍、囚人写招服辩，一应纸札，山西部掌行。每季会计合用奏启本等纸各若干，估计合用钞若干，本部明立文案开付湖广部，于赃罚钞内照数关支，差官前去街市及客商贩卖去处，照依时价两平收买，数足到部，堂上官用印封铃，责付库子收领在库，听候各部将各季用纸数目呈堂，判送湖广部立案，照数关支。候至季终，销用尽绝，各部开称为某事用过某色纸若干，逐一开赴本部，将各部花销纸数查理明白，将来付附卷。其余季分，如前施行。”

姜星火听后点了点头，说白了便是刑部的山西部负责跟其他各部寺对接，收集所需纸张的品类和总量，然后在湖广部那里登记，再从没收来的赃罚钞那里支出购买。

而大明对于公文纸的采购管理流程，一开始是按季度，各部门把自己预计的用纸需求报给刑部，然后刑部去统一采购，属于是量入为出的管理办法，是在刻意控制公文纸张的使用量当然了，控制是不可能控制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控制，官员又多，踢皮球又来回个没完，公文纸不够用怎么行？

所以就只能买买买了。

但是刑部不乐意啊，因为“纸札”的全部花费，都来自于刑部的赃罚钞，也就是没收的钱，属于刑部自己的小金库。

而采购的过程，就是“凡合用纸札，于刑部官收赃罚钞内开支，差官一员，照依按月时估价值，两平收买”，所谓的时估，也就是按当时的价格估算，算是采购标准，这个是从朝廷中枢到地方，但凡涉及到物品采购，都要这么弄得。

而根据解缙刚刚重编的《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可以得知，在大明开国的时候，时估比较离谱，是三日一次，由于经常刚刚估算完价格，价格又开始变动，易出错，而且会导致相关官员担责任，所以在强烈请求下，考虑到这个制度确实不太合理，从洪武四年开始，改为每个月估一次价格。

但这个时估制度，里面猫腻很多。

除了之前姜星火通过对运粮河畔小镇的实地调查发现的，南京城内各部寺衙门，会用手中的各种物资的采购权敲诈勒索商贩的这种白嫖方式，即便是需要长期采购的物品，在价格方面，也往往是低于正常市场价的，因为时估制度规定，价格是由该行业的商人提供的，而且一旦确定，一个月内采购价就锁定了。

刑部就会公然压低采购价，让公文纸的供应商无利可图，甚至是倒赔给刑部钱，然后再从纸张的运输、折损、实际采购数与帐面采购数等地方上下其手，藉此节省赃罚钞，甚至额外牟利。

姜星火敏锐地发现，这似乎是一个可以利用并作为引子的事件。

正如洪武四大案里的“郭桓案”一样，一开始，案件的起因很简单，是御史余敏、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，勾结李彧、赵全德、胡益、王道亨等贪污，包括私吞太平府、镇江府等府的赋税、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