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0节（6 / 10）

。“没有《金锁记》，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《连环套》批评得那么严厉，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。”如果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，凭这几句话，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。张爱玲的反应，是写了一篇随笔，远兜远转，借题发挥，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：“不！”很久以前，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：“老婆人家的好，文章自己的好。”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，就叫做《自己的文章》，后来收在散文集《流言》里。直到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，张爱玲才对《连环套》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。其实傅雷的议论，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，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，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，指出“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。‘五四’以后，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。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，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。”一扬一抑，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。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，利用编辑的权力，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，还因此惹恼了傅雷，引起一场小风波。我在一九七八年写的《怀傅雷》一文中，已经提到这件事，这里不再重复。

唐文标在《张爱玲研究》一书中说到，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，《连环套》就被“腰斩”

，此后张爱玲也不再在《万象》出现。他看到了事实，却没有阐明真相。《连环套》的中断有别的因素，并非这样斩钉截铁。我是当事人，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，说不清楚了。但有一点确切无误，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，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，不存在任何芥蒂。有事实为证。

张爱玲把小说《倾城之恋》改编为舞台剧本，又一次承她信赖，要我提意见，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。我没有敷衍塞责，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。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，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。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，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厅里见面。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，自己设计服装，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，那天穿的，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，超级的宽身大袖，水红绸子，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，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——也许是如意。长袍短套，罩在旗袍外面。《流言》里附刊的相片之一，就是这种款式。相片的题词：“有一天我们的文明，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，都要成为过去。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，我应当是快乐的。”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，交际场上见多识广，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，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，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。

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，导演是朱端钧，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，饰流苏的罗兰，饰范柳原的舒适，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。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：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。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，穿在身上很显眼，桑弧见了，用上海话说：“赤刮剌新的末。”桑弧是影片《不了情》的导演，张爱玲的熟朋友。——但这是后话。

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，我两次被日兵沪南宪兵队所捕。第一次幸而没有受武士道精神文明的洗礼——严刑拷打，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。京剧《文昭关》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，我此时才有些亲身的体会。宪兵队在贝当路，人们谈虎色变，讳言其名，称之为“贝公馆”。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。原来是雪白的建筑，碧绿的草地，纯洁得像天使；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礼拜堂，紫酱色的斜屋顶，墙上爬满长春藤；贝当路幽雅安静，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。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挑选这么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。我被释放时，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。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，觉得人世真是美好。回到家里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，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，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，寥寥数行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。原因是平常写作，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。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，直到去年，我有机会读到《今生今世》，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：“爱玲与外界少往来，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，爱玲因《倾城之恋》改编舞台剧上演，曾得他奔走，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，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。”我这才知道，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。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。在此以前，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《山河岁月话渔樵》。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。而胡兰成的言行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、混淆是非的极致，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，我有深切的共鸣，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。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，我只有加倍的感激。

“出名要早呀！来得太晚的话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”“时代是仓促的，已经在破坏中，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。”（《传奇》再版序言，一九四四年八月）张爱玲是敏感的，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。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，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陆，的确是“更大的破坏”，但破坏不等于毁灭。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，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。——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