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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动手前夜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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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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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士”作为一个阶层,最先诞生在春秋时代。

经春秋、战国、前秦、前汉至今,“士风”总体上一脉相承,士子们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,并对政治十分的热切,但如果细分下来,在各个时代,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。

先秦时期的士子们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万丈豪情,是“志於道”的。道之所在,虽千万人吾往矣;道不行,则乘桴浮於海。孟子所云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有着铮铮的铁骨和独立的人格,虽然对政治很热切,但大多只是把政治视为施行道的手段,并不谄谀权势。

入前汉以来,在初期,士子们还是颇有战国士风的,然自从孝武皇帝以后,因为政权的稳定和思想上的变化,整体上的“士风”渐渐地就从“志於道”转向了“从於王”,对“道”的坚持也转变成了对“功利”的追求。

两汉之士子,多不讳言功利。

班超投笔从戎,在做小吏的时候口出豪言:“大丈夫无它志略,犹当效张骞立功异域,以取封侯”,直言大丈夫的志向应该是“取封侯”,在被人嘲笑后,他更又说道,“小子安知壮士志哉”?又如汉武帝时的主父偃,说“丈夫生不五鼎食,死则五鼎烹”。又如本朝跋扈将军梁冀的曾祖父梁竦尝登高远望,喟然叹息,说,“大丈夫居世,生当封侯,死当庙食。如其不然,闲居可以养志,诗书足以自娱,州郡之职,徒劳人耳”。连“州郡之职”都看不上眼。

这种对功利的追求,贯穿两汉,也因此形成了汉人强烈的进取精神。

到了本朝,在崇尚利禄之外,与前汉相比,又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,即在光武皇帝的大力倡扬下,士子们尤其重视名节。“汉自孝武表彰六经,师儒虽盛,而大义未明,……,光武有鉴於此,故尊崇节义,敦厉名实,……,而风俗为之一变”。“重名尚节”遂逐渐成为士子们的风尚,士子竞相以名节标榜,刻意追求。这种风尚发展到最后,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“党人”,出现了品题人物的“清议”。

随着政治的越来越黑暗和百姓的越来越民不聊生,到了近年以来,士风又开始了变化。

士子们或者“向盛避衰,交游趋富贵之门”,完全抛弃了士子该有的节操,投身权势,与宦官、外戚同流合污。或者随波逐流,尸位素餐,唯以“升迁”为目的,唯以权势为追求。或者还保持着良知,但却出於种种原因不能不向权贵低头。这三者之间,随波逐流的占了主流。

在这三者之外,又有不肯或不能出仕的,在这大变革之时代,他们隐居不出,或以处士自居,修身养性,或以狂生自谓,达生任性。前者不必说,后者认为“人生易灭,名不常存,而优游偃抑,可以自娱”,认为人生应该随心所欲,应该追求精神上的享受。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,在行为上,他们这些人就往往行事怪诞,多骇流俗,和品题人物的“清议”一样,实皆为“魏晋士风”之滥觞。

……

颍阴荀氏虽为当代的儒家名门,但族中子弟众多,各自的想法不同,受到的外界影响也不同,因而是每一个人都如“八龙”、荀彧一样温文尔雅的,如荀衢,因为受党锢之祸的牵连,空有扫清天下的大志,却被困於一室之内不能外出,理想和现实有着强烈的反差,在这样的刺激下,他就走向了“达生任性”一路,好唱丧歌,放/荡不羁,成为了外人眼中的“狂生”。再如那几个在族宴上狂态大发的子弟,在多数族人和外人的眼中,也都是荀氏的异类。

包括荀贞在内,他早先自请为繁阳亭长的时候,也是不能被大部分的族人所理解的。

有些人私下里曾说:“荀贞之幼好学,及长,却请为斗食小吏,这恐怕是因为受到荀仲通的影响!”他自小从荀衢读书,在族人的眼中肯定会受到荀衢的影响,就有些人把他自请为亭长的举动归结到了荀衢的头上。

事实上,荀贞跟从荀衢读书十余年,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,但他是穿越来的,本来就是个成年人,有着自己已经形成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并且受到黄巾起义的压力,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保命,总体而言,并没有受到荀衢太大的影响。只是此中言,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……

当夜的族宴,三更方散。

族宴过后,正旦这一天的活动就算结束,但是依照风俗礼节,在底下的几天里,还需要走亲访友,“谒贺君、师、故将、宗人、父兄、父友、友、亲、乡党耆老”,向他们恭贺新年,表示祝愿和问候。荀贞因以此为借口,早就提前向郡里请了几天的假。——乡有秩是百石吏,已经入了“秩”,虽然主要还是对县里负责,还是任免权却是在郡中,所以只能向郡里请假。

依照律法的规定,请假是允许的,只要时间别太长就行。“吏病满百日当免也”,以病假为例子,如果够一百天,就要被免职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,荀贞先又去县里拜谒了县令朱敞。这一次,朱敞见了他,不止见了他自己,还召见了荀彧、荀攸等荀氏的族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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